作者：蓬岸 Dr.Quest
知乎文章编号：610572424
创建于：2023-03-01 7:06:39
修改于：2023-03-01 7:08:01
本文翻译自：Retrocomputing, Archival Research, and Digit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 Computer Museum and iSchool Collaboration （Patricia Galloway, 2011）
本文探讨了来自公众的业余成员们在像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Goodwill计算机博物馆（Goodwill Computer Museum）这样的社区科技博物馆中对数据/信息/知识的生命周期相关的对话作出的潜在贡献。通过研究该博物馆与德克萨斯大学信息学院的合作，本文探讨了当由非（博物馆）专业人士创建博物馆并掌握该主题领域的大量专业知识时所出现的情况，并探索了志愿者的存在与合作如何使博物馆成为数字遗产保护领域兼具学术研究和参与功能的实验室环境。
计算机是一台有灵魂的机器，必须通过保持可以运作的操作环境，才能展示其功能和在现代技术中的地位。
— Burnet and Supnik，1996，第33页
有时我觉得我们正在制造中世纪盔甲。
— Russell Corley，personal communication，2010年7月30日
多年来，数字档案和数字保存社区一直否定保存旧电脑是一种保存老旧数字对象的方法。移植和仿真被视为保存的连续性的两端，但它们都假定新的硬件和按照计算环境的顺序变化持续迁移数字对象是数字保存的基础。即使数字保存专家至今仍不愿意接受媒介的物质性对新媒体感知的重要性，但数字保存的链条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无法避免的挑战：必须将数据采集到当前的保存空间中，而要进行恢复，我们就必须能够读取并复制它们，没有旧硬件就无法完成这一步。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对（数字）作品原始背景的有效理解对保存它们来说非常重要。
在许多情况下，较晚近的旧媒体（至少目前）可以被读取，但读取那些个人电脑市场逐渐收窄为几种商品化型号之前的，早期实验性机型的媒体则更加困难。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创建的数字材料，保存者会面对大量不兼容的操作系统、文件格式和媒体格式，这些格式被人们使用并废弃，而未曾考虑过它们的未来。当时的人们热情迎接这种新的、更高效的创作方式，而不关心如何传播他们创造的内容（Ceruzzi，1998年）。对于在这种背景下创建的数字材料，如果它们因其文化或技术价值而被认为值得保存在档案中，我们不仅需要能够读取和复制它们，而且还需要恢复环境本身的运作表现（performance），以便理解创作时的环境【1】。因此，档案馆员还需要能够使用非当前的操作系统、外设驱动程序、通信协议和机器规格，至少通过屏幕截图和视频的形式采集所有这些对象的表现，或者最大限度地采集运行系统的整个数字生态。我们还不知道如何详细地完成所有这些工作，因此在这个领域还有很多研究需要进行。在过去的七年里，我们在德克萨斯大学的这一领域的研究是通过我的数字存档和保存课程中的反思性实验室实践进行的，我们已经建立和运行了一个数字档案，并学会了如何在其中采集和保存数字收藏。
这篇文章描述了我们如何从当地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中寻找适用于捕捉数字材料进行保存的知识，在那里我们发现了可以通过被称为“复古计算”的社区获得一个关于数字保存的知识宝库，而且这些知识已经部分地在计算机博物馆的计算机修复实践中被制度化。然后描述了我们如何在Goodwill计算机博物馆（以下简称GCM）和德克萨斯大学之间建立合作，参与专业知识的分享并培育一个混合实践社区的出现。我们的经验表明，学术界和非学术界的合作对于保护数字遗产的任务具有广泛的价值。
几乎整个计算机历史都是一个可以获取现有专业知识的时间范畴——明确的文献知识，但也有嵌入在硬件和软件的设计和使用中的隐性知识，这很像Peter Naur（1985）的“程序理论”，由程序员团队构建，并用于维护他们的程序的整个生命周期。我们有可能转向并利用Naur的参与式设计学科，利用老一辈工程师和专门的收藏者者和实验者的技能，他们通过实际聚集和虚拟交流的方式汇聚为被称为“复古计算”的社群（Wikipedia, 2010）。
虽然有很多方法可以对这个标签下的人和活动进行分类，但约束它的关键因素是。（a）业余性：花在老式计算机上的时间一般没有报酬，尽管许多参与这个社区的人现在或曾经受雇于计算机行业；（b）技术技能：通过教育、专业经验或个人研究获得；以及（c）源于对该领域的真诚认同和持续关注的兴趣。这个社区的成员有退休的专业人员，他们决心记录和保存他们曾经工作过的硬件系统，他们相信这些系统的重要性（Burnet & Supnik, 1996），也有年轻的游戏专家，他们渴望体验在他们出生前创造的电子游戏，愿意花大量时间收集和恢复必要的硬件和软件。年长的成员可能与其他同样致力于技术修补与改进的社区有关，比如业余无线电；年轻的成员可能对新的媒体形式感兴趣。
复古计算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从最早的个人电脑出现之前，人们就因为各种原因收集电脑，但个人电脑一直是人们特别感兴趣的。正如Sherry Turkle在她的几部作品中所指出的，个人电脑的用户与他们的机器间发展的关系，最早的第一批电脑爱好者往往有电子方面的技能，对动手工作非常感兴趣（1985, 2007）。收藏往往始于不舍得放弃被替换的旧机器，因为在空间和成本方面，收藏个人计算机并不难；在向学生征集计算机自传的过程中，我听到许多阁楼和车库里堆满了旧电脑的故事。收藏计算机与一般的收藏有许多共同之处，包括对物品的关注和收藏的物品种类对收藏者的重要性（Pearce, 1994, Pt. 2）。但在收藏硬件的同时实际使用这些硬件是这种兴趣的关键。从时间上看，在“复古计算”社区中，年龄较大的人往往集中在一些科技工业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有相应的来自制造商的剩余电子零件储备，而年轻的参与者则受益于过去20年中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广泛普及。
收藏也不仅限于硬件。在引入微处理器时，几乎整个领域的人都看到了芯片驱动计算机器的潜力，而不仅仅是作为嵌入在电子产品中。最开始出现的是类似于业余无线电电子套件的组装套件，其中一些有着很好的文档；有在电子交换聚会上分发的传单和油印目录；有人们聚在一起进行实验的微电脑俱乐部；有通过调制解调器访问的电子公告板。早在得到实际可以编程的设备之前，人们就开始编写程序来填补最初的空白，这些活动一直持续到当时被称为个人电脑的东西渗透到商业环境中（Ceruzzi，1998，第7-8章；Campbell-Kelly & Aspray，2004，Pt.4）。发烧友们仍然在网上维护着大量的由用户为早期机器制作的软件，并提供免费下载。因此，70-80年代早期微机的历史和文献资料仍然存在，而且有一大群人为了自己的兴趣而收集和整理这些资料。
浏览网上的复古计算网站就会发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有时会聚在一起建立一个小博物馆，通常是在某人的家里，有时是在租用的空间里，但这样的博物馆很少能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参与者没有时间、资源或长远的目标来维持它们。在奥斯汀，我们很幸运，有一个新兴的机构正在成功地为行使和保护复古计算的兴趣和技能提供一个线下的、机构化的场所。Goodwill计算机博物馆（GCM）是一个有十年发展历史和四年正式存在的机构；它有专门的空间、熟练的志愿者和一个受雇的馆长。自其非正式地开始运作以来，其藏品大多来自Goodwill Industries of Central Texas（GICT）的计算机工程部处理的大量奥斯汀电子产品回收流。GICT对回收教育的承诺使博物馆成为其信息的理想展示场所，同时也是其廉价出售较新型号的翻新电脑及配件的Computerworks商店的地标。该商店本身吸引了奥斯汀各种技术社区的成员，包括复古计算爱好者；因此，这种“良性循环”有效地起到了为博物馆汇聚技能和志愿者的作用。
GCM的核心工作得到了一群在计算机行业有多年经验并对复古计算有浓厚兴趣的当地电子工程师的志愿支持。GCM不仅致力于收集遗留的硬件、软件和文档，而且还致力将系统恢复到工作状态。为此，博物馆利用志愿者在工程、设计和硬件/软件制造方面的专业技能。在GCM，职业技术人员参与重要的文化保护活动，包括物品的恢复和修复。
志愿者们利用他们在使用测试设备方面的技能和对规格文件的熟悉，仔细测试新收到的机器的功能，以确保它们可以安全地开启和演示。在没有文档的情况下，他们对接线、印刷电路和计算机组件的理解使他们能够调查和记录机器应该如何工作。而在机器不能立即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他们能够找到并替换故障部件，甚至重新设计替换已无法获得的部件。利用志愿者的技能和对业内使用的标准流程的熟悉，修复过程是一种逆向工程、也是一种恢复可见的电路和部件所暗示的机器功能的实验过程。这显然是一个将志愿者的知识和技能用于保护工作的例子。
以下是对德克萨斯大学(UT)信息学院(SI)与GCM之间进行的合作的反思性描述，双方都认为它们在实现一系列共同的目标的过程中有着相同的重要性。除了一个我们自己还没有开始的研究项目之外，我对合作关系发展进程的观察仅限于公开的信息。信息科学和电气工程的社区有很大的重叠，所以从一开始就有诸多共同点。
这种合作的中心，是一组所有参与者都感兴趣的对象：计算机硬件、软件以及支持和解释它们的原始档案和出版物，所有这些都是由博物馆收集的。面对这些物品，我们带来了不同的实践：围绕测试和修复的工程实践，以及围绕本体和信息架构构建的信息科学实践。我们一起努力设计新的博物馆实践，承认并支持积极使用相关文物进行娱乐、教育、保护和研究。我们还根据我们的团体身份调动各方的兴趣，具体则包括GCM及其母公司GICT，以及信息学院及其所属的德克萨斯大学，我们希望寻找并接触其他参与方，包括个人、机构和企业。此外，我们以个人身份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现有的博物馆和学术奖励制度。通过迄今为止我们一起工作的一系列项目，我们已经转向了更正式的合作。我将这一叙述框定为一个具有阶段性的过程，但由于持续的发展和变化，这一框架必然是临时性的。
起初，SI和GCM之间的关系只是具备相互的吸引力。从2007年底开始，我们的学生开始在那里做志愿者，他们被老式机器所吸引，其中包括早期电子游戏的收藏，并表现出对科学博物馆的兴趣。我个人也很高兴能在奥斯汀找到另一个历史博物馆，加入到我教授的历史博物馆课程的参观名单中。博物馆则很欢迎有具有档案、图书馆和信息科学技能的研究生，他们可以协助整理藏品，将展品放在一起，并清点和整理新的收购品，特别是印刷品和档案材料，作为2008-9年对现有藏品进行大规模正式入库的一部分。在这第一阶段的工作中，学生们在博物馆里扮演着志愿者的角色。一些学生可以发挥特殊的技能：搭建一个视频展柜，作为展示GCM计算机修复活动的窗口，同时也不占用太多空间；重新安置档案材料，以便更好地保存和更有效地存储；改进博物馆在传统目录方面的非正式的尝试，创建更强大的数据库，并通过记录大量的收购来测试它。
学生们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核心活动的权威在于创建博物馆的专家，他们拥有学生所缺乏的知识。GCM的权威性是建立在来自计算机行业多个层面的社区实践的兴趣和技能上的。但是，GCM的一个既定目标是促进关于计算机历史的教育，这使得学生可以作为受益者融入其中：允许研究生参与，就像为当地中学提供演示一样，是GCM实现这一目标的证据。此外，博物馆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志愿者开展的特别项目来推进其展览的想法，而随着学生志愿者在那里工作，他们也开始发展他们可以做的项目来做出贡献。
事实证明，SI对GCM有更多的贡献，这是在一个发展中的关系中出现的，这个关系始于一个具体的求助电话。在我的数字档案课程中，最初的任务是恢复数字文件。自2003年以来，我们开展了将数字档案对象归档到DSpace数字存储库环境的项目，这些数字档案对象构成了我们自己的机构档案。自2005年以来，我们还为哈里-兰瑟姆人文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布里斯科美国历史中心（Briscoe Center for American History - BCAH）以及最近的亚历山大建筑档案馆（Alexander Architectural Archives）开展了数字档案孵化器项目，这三个机构都位于德克萨斯大学校园。直到2009年，我们一直能够很好地应对要求我们处理的较新的数字材料，使用当前或相对较新的PC和Macintosh技术，并依靠的是当前或最近的软件的向后兼容性。
然而，在2009年，我们开始处理更复杂的1980年代的收藏。出于启动归档流程的需要，我们向GCM寻求直接帮助。学生们能够在那里进行一些项目，使用GCM收藏的Kaypro和Apple II电脑来恢复80年代的文件，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起工作，亲身体验老式的硬件和软件。这对我们和GCM来说都是一项新的活动，它需要在旧机器和新机器之间按需设计接口，并制定复制协议。SI的IT人员和教员提出了一些想法，学生们在网上进行了复古计算文献的研究，并在网上搜索了相关的工具，而GCM的志愿者则提供了在机器和软件之间创建临时接口的知识和技能。
在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我们共同的存档目标。GCM拥有许多计算机设计、用户文档及软件形式的数字对象，所有这些都和我们正在处理的文学和历史材料一样需要保存。因此，在双方对数字保存的兴趣中，有充分的理由努力在学术界和计算机工业实践的社会世界中架起桥梁，精心设计一个共同点（参见Star & Griesemer, 1989）。GCM的志愿者已经是文化保存任务的参与者，即保存文件、硬件和编程技能；保存工作机器和维护技能；最后（从根本上）保存复制和扩展这些技能的能力。这项工作与国际上为保护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积极开展的工作相当（UNESCO，2003），但由于它发生在先进的技术文化中，而且其主题是该文化的基础设施，因此至今仍为文化遗产界所忽视（Star，1991）。GCM保护运行中的老式计算环境的倡议也为我们这些档案工作者展现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更有背景的对“数字物品的保护”和“社区参与”的意义的态度。GCM不仅是一个博物馆。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文件和出版物的储存库，这些文件和出版物既是作为最初收集目标的硬件和软件的背景，也是重要的收集目标本身。此外，因为它的保存实践也必然包括（重新）发现未记录的或隐性的知识，GCM也是一个物理和数字保存研究的实验室。
在协助档案馆的教师和学生解决数据采集的问题时，GCM熟练的志愿者也让我们有机会回报他们，提供我们所拥有的可能对他们有用的技能，并共同探索如何建立GCM的档案和图书馆方面，以及延续传统技术的技能。当我们开始讨论诸如正式建立档案和图书馆系统以及创建一个统一的目录以包含博物馆的所有藏品等问题时，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分享将是彻底的。当我们开始一起做项目时，我们之间开始发展出一种真正平衡的参与性行动，我们开始通过实验性实践分享能力。
GCM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资源，为档案、图书馆和博物馆相关课题的学生提供了许多机会，而且它也是机构建设的一个重要实验，是一套旨在实现修复实践中的本真性的实验室实践。在不确定的未来，对过时的电子设备进行持续的保护，以及这项任务所带来的相关问题，总的来说相当于一个迄今为止还没有像这里这样认真尝试过的实验，对我们在持续保护数字原生内容方面的共同兴趣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由于这些共同的兴趣，我们已经承诺成为GCM社区的参与者建立一系列正式的伙伴关系。我们的贡献是与博物馆积极合作，保存其自身的资料，将我们所理解的档案、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做法带入其中（并在必要时加以调整），以帮助系统化地获取和保存技术文件、技能以及硬件和软件的物理性能，并为GCM的所有藏品维护一个可持续的保存环境。下面的几个案例研究体现了这种合作的不同形式。
博物馆/档案/图书馆目录。因为GCM主要是一个博物馆，它的重点是文物收藏：未来的收藏将包括 “展演文物”（performance artifacts）；硬件和软件；文物中的档案文件，包括从复古计算网站恢复的原始文件；以及一系列的出版材料，其中许多是现在罕见的（包括手册、杂志、期刊、书籍），为收藏提供背景。我们已经开始一起研究材料的编目如何能够协助保存将随时间变化的动态系统。当硕士研究生Walker Sampson进行个人研究以改善记录博物馆藏品的基本数据库时，发现对物理对象使用类似于博物馆和档案馆常用方法的聚合编目方法来保护出处群体是有效的，而且使用代用品（照片、视频、扫描的示意图）对物品进行编目也是有效的。创建一个支持所有这些对象的目录，并将其中所有的数字原生的对象收录储存库，需要努力协调文化保存领域中使用的本体论（例如书籍），以及博物馆对象本身的分层元数据表示和文献收藏和可分解对象的聚合表达。我们需要对系统及其子系统的一些小部件（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进行详细的编目，并弄清楚如何通过设计一套关系来对数据进行分层。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有必要使用行业术语，有时是标准化的，有时不是。这种术语的专家和那些将使用这种术语的人是GCM的志愿者。如此紧密的工作来支持修复过程，使我们讨论了档案和博物馆关于维护对象的本真性概念的文献。此外，我们有兴趣一起研究如何将原理图和规格的指导、口述历史研究以及来自复古计算社区的经验数据转化为对真正机器性能的保护。
Ditto计划和Frankenstein I。GCM在2009年开始了一项重要的研究项目（"Ditto"），该项目旨在通过经验恢复一种从未公开记录的、现在已经丢失的专有文件格式。这个项目涉及到测试设备的搭建，能够在磁通模式的层面上恢复磁盘镜像，然后对其进行统计检查，以建立用于测试的假设的磁盘格式结构。它还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工具，可以在现存媒体的基础上恢复任何未知的磁盘格式，因此将对博物馆保存其藏品和整个数字存档社区构成相当大的帮助。我们正在进行的数字保存工作与实际收集的档案性的数字原生材料将提供额外的媒体来测试这个项目中开发的设备和协议。此外，我们认为这项技术将使我们能够更有把握地确定在包括硬件在内的有来源的收藏品中的遗留媒体的来源（例如，特定的软盘驱动器）。
我们需要些助从已知但非当前格式的软盘中恢复文件，加上Ditto项目的研究方向，构成了类似的、难度较小的任务。在我们与GCM合作的第一个学期后，包括与BCAH的视频游戏档案的合作，SI的学生和来自Briscoe中心的数字档案学家Zach Vowell领导了用于数字保存的老式多媒体文件采集机的初始工作，利用GCM的老式软盘驱动器，并在工程师对磁盘技术、轨道格式化和驱动程序编程的理解下，结合档案学家对数字对象和及其组合的真实性的想法。这个硬件的建造是由知识渊博的志愿者与学生和档案学家合作在博物馆中完成的。我们都意识到它的用处：档案专业人士开始认识到磁盘镜像捕获和数字地层学等技术对保存和分析数字对象的重要性（Kirschenbaum, Redwine, & Ovenden, 2010），而博物馆本身持有的程序和其他文件目前在传统媒体上，需要转移保存。第二年春天，我们把机器搬到学校，用于支持我的课程中的存档项目，并测试该设备。在对这台机器的第一个版本进行了深入的工作之后，我们正在开发支持更多媒体类型和格式以及操作系统的能力更强的系统的要求，以便在2011年春季实现Frankenstein II。
修复中的工作和实践。我们所有人都对知识特别感兴趣，这些知识是实用的，但没有记录的，也是隐性的，这些知识使我们有可能完成保护性能文物、硬件和软件的任务。正在进行中的对GCM的硬件收藏品修复工作是实验室研究的一个有力例子。修复不能工作的系统需要检查设计原理图和系统规格的原始档案文件；或者，在没有这种文件的情况下，根据经验恢复和创建这些文件并添加到档案中。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大量的实验测试，特别是由于原始机器可能事实上并不符合可供比较的规格。所有这些工作都通过工程实验室笔记的形式进行了专业的记录。
但是，尽管这种记录方式很好地捕捉了修复步骤的结果，并记录了修复后的硬件及其功能，但它并没有记录修复过程中的反思和实验中微观实践的细节。我们对这项工作的初步观察让我们了解到，在处理遗留系统方面有大量未被记录的知识，这些知识仍然存在于数字工程界，但随着这些系统变得陈旧，因而越来越脆弱，不再被记录或系统地传递下去。在我看来，为了GCM自身的目标和解决保护隐性技术知识这一更广泛的挑战，特别关注这些知识，如何捕捉它们，尤其是如何在博物馆的工作范围内重现它们，可能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Galloway，2009）。
为了追求这一目标，博士生Carlos Ovalle正在记录工作流程和学徒制的知识转移，博物馆的志愿者在其中充当师傅，通过开展工作实践观察，研究知识、工具和非功能设备在修复工作流程中的互动，通过分析，了解促成修复的人、物、文件和活动的网络。通过技术传记，我们正在研究这些知识在过去是如何延续的，以便发现在未来延续这些知识的手段，我们正在使用行动研究框架与志愿者充分合作来推进这项任务。博物馆馆长和相关志愿者正在参与这项工作，以加强博物馆的使命，并计划扩大系统修复活动的正式记录工作。
计算机作为集合项目。 由于我们对以不受干扰的顺序处理原生数字文献材料的档案语料库的档案理论感兴趣，因此我们有机会与 GCM 合作伙伴讨论出处的档案概念以及我们对数字出处文献的研究。这一讨论恰逢向博物馆直接捐赠的发展趋势，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一个已知捐赠者的整个个人电脑系统，包括外围设备、软件、文件和媒体，并有可能采访到捐赠者。这种有趣的巧合导致我们将这个集合设置为一个项目，以确定此类材料的文档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如何将集合理解为一个环境，以及我们如何使用数字取证技术来恢复系统和软件的使用细节。 我们建议将这样一个经过验证的集合设想为用户、机器、软件、文档和生产的参与者网络，这将使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与人类与技术的关系相关的研究问题成为可能。 发现如何记录这些关系也将支持博物馆对未来收集经过验证的群体的规划。
当SI和GCM之间的关系开始时，我们都认为我们的任务是自成一体的。对于GCM来说，新创立的博物馆的工作最初遵循一个简单的生产周期，包括：1）处理回收流输入；2）将计算机恢复到正常状态；3）创建计算机历史的互动展品；4）向学校提供教育推广。
随着博物馆变得更加正规化，周期性的发展。首先，回收流仍然是一个富有成效的材料来源，但随着人们了解到博物馆的存在，它吸引了对旧电脑感兴趣的人的直接捐赠，他们不愿意简单地将自己的系统丢弃在匿名的回收流中，额外的收购导致了对正式编目和分类系统的需求。第二，更多的志愿者工程师加入了博物馆的修复工作，他们带来了越来越广泛的技能。第三，创造了更多的展品，并留出了正式的展览空间。第四，教育工作被扩大到包括巡回展览和演示。这种增长需要注意管理和正规化，以建立可信度，这反过来又开始要求一系列的技能，包括与信息研究的研究生教育的一部分相当契合。
在SI，教师和学生都参与的生产周期是：
出于学生本身的兴趣，有机会在GCM进行无学分的志愿工作；而出于教师的兴趣，所有其他的学习和研究场合都代表着学生有可能通过参与博物馆的工作获得学分。
SI课程的提供集中在三个领域：策展、组织和互动。学生们正在准备在文化机构、政府和工业界工作，并且在整个项目中有一个强大的技术组成部分。在个别课程中灌输的具体技能，通过更多的非正式活动获得的技能，或与研究有关的技能，都与GCM的生产周期明显相关。首先，在收购步骤中，学生从档案研究中获得了出处和档案的概念，从图书馆和档案研究的实践中获得了个人和总体编目，从文化遗产机构的实践中获得了收集政策的发展。第二，在修复步骤中，学生和教师带来了关于保护隐性知识的新研究，以及复古计算爱好者的知识和发现的整合。第三，在展览步骤中，学生带来了新的媒体方法：通过在线目录直接分享材料和构建虚拟展览的想法。第四，在教育方面，教师们带来了关于通过学徒制转移隐性知识的研究，以及对计算机作为教育设备的理解。
我相信，我们从与Goodwill计算机博物馆的合作中所学到的东西，为学术界与技术导向的专业人士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讨论框架，以构建和促进为保护和再现老式技术文化提供充分支持的机构。如果支持博物馆的社区也是真正拥有博物馆所记录的文化的社区，那么机构的力量就会比表面的资产清单所显示的要大（Galloway，2009；Karp, Kratz, Szwaja, & Ybarra-Frausto, 2007）。这种力量的一部分在于博物馆有能力支持参观者对其主题的体验，以及基于和支持其收藏的研究。GCM的出现是围绕着对复古计算的兴趣而产生的工程技能的累积，这种兴趣是由传统的计算机器和软件的可用性所引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围绕着材料发展了一种本体论实践。在适当的时候，它也吸引了准备参与和检查这种实践的信息科学工作者，以质疑现有的保存认识论的各个方面（Henare, Holbraad, & Wastell, 2007）。我们已经把我们与GCM的合作看作是致力于发现和部署新的文化保护实践：应用电气工程和数字保护研究来帮助实现数字遗产保护的更大目标。真正的合作步骤将需要相互努力，了解我们如何共同创造这些知识。在这个意义上，GCM及其专家志愿者和它与SI的合作关系显然是一个平台，可以进行多种类型的研究，涉及信息的整个生命周期，从创造到保存，以及支持它的基础设施。
【1】 在这篇文章中，我讨论的是具有文化价值的数字对象的情况，其中体验因素被认为是很重要的，政府和企业的档案学家不同意其中的一些关切，因为对他们来说，内容往往是最重要的。
【2】这种表达方式当然是指Michael Frisch(1990)，但有点颠倒了他的论点。Frisch指出有必要对口述历史的信息提供者给予足够的尊重和权威；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科技研究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即所谓的研究“对象”在世人眼中比调查他们的实践的人更有力量，正如Knorr-Cetina（1999，第17-25页）。
【3】尽管在制造过程中对规格的改变被仔细记录，但一旦机器过时，这些记录很少被存档，特别是在机器没有大量制造的情况下。见Galloway, 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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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ia Galloway 1979-2000年在密西西比州档案和历史部工作，之后来到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信息学院，作为档案研究的副教授，教授数字存档、档案鉴定和博物馆研究。她拥有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比较文学（1973年）和人类学（2004年）博士学位，是《乔克托人创世纪1500-1700》（Choctaw Genesis 1500-1700，1995年）和《实践民族史》（Practicing Ethnohistory，2006年）的作者，在《美国档案学家》（American Archivist）和《民族史》（Ethnohistory）上发表过文章，并在ARIST 38上撰写了《数字物品的保存》（Preservation of Digital Objects），在ELIS 2010上撰写了《数字存档》（Digital Archiv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