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onanXin
知乎文章编号：105046264
创建于：2020-02-04 1:18:43
修改于：2020-02-08 10:13:37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开始，并在战争中加速发展，科学家们设计了越来越复杂的机械和电子系统，它们的运作就好像它们有一个目的一样。这项工作与其他关于动物认知的工作以及早期关于计算的工作相交叉。出现了一种看待系统的新方法——不仅仅是机械和电气系统，还有生物和社会系统：系统及其与环境关系的统一理论。这种向“整体系统”（whole systems）和“系统思维”（systems thinking）的转变被称为控制论（cybernetics）。控制论从系统及其目标的角度来构建世界。
这种方法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系统通过迭代过程或“反馈”循环来实现目标。突然，严肃的科学家开始严肃地讨论循环因果关系。（A导致B, B导致C, C导致A。）更仔细地观察，科学家们看到了将观察者与系统分离的困难。事实上，这个系统似乎是观察者的构造。观察者的作用是提供系统的描述，该描述被提供给另一个观察者。描述需要语言。观察、创造语言和分享描述的过程创造了一个社会。突然之间，严肃的科学家们开始严肃地讨论主观性——关于语言、对话和伦理——以及它们与系统和设计的关系。严肃的科学家正在合作研究协作。
这种对主流科学的背离变成了对跨学科和反主流文化的转变。
其中的两位科学家，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和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对设计感兴趣，尽管设计正在吸取控制论的教训。该组织的另一名成员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引起了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注意，布兰德是系统思想家、设计师和《全球概览》的出版人。贝特森向冯·福斯特介绍了布兰德。布兰德的《全球概览》引发了一场自助出版革命，包括冯·福斯特的500页的《控制论中的控制论》（The Cybernetics of Cybernetics）、未来学家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的《计算机解放》（Computer Lib）/《梦想机器》（Dream Machines）、设计师唐·科伯格（Don Koberg）和吉姆·巴格纳尔（Jim Bagnal）的《环球旅行者：创造力、问题解决和实现目标过程的软系统指南》（Universal Traveler: A Soft-Systems Guide to Creativity, Problem Solving and the Process of Reaching Goals），以及其他几本关于这类视觉和主题拼贴风格的设计书籍。除了作为反主流文化的标志，这些作品也是超文本的早期（印刷）例子，这是尼尔森创造的一个术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预见到了万维网的互联性。尼尔森在超文本方面的工作与帕斯克在对话理论（conversation theory）方面的工作相交叉，两者都为人机交互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控制论与个人电脑的早期发展、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和设计方法运动的兴起“深深交织在一起”（deeply inter-twingled），设计方法运动最近被重新命名为“设计思维”。
控制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热门话题，大约在1970年达到顶峰，它的思想被许多领域吸收，这些思想的起源基本上被遗忘或忽视。今天，控制论是一门无处不在的科学，是成功的多学科方法的结果。
然而，控制论的其他影响仍然存在——也许最明显的是关于知识和认知本质的持续论述；论知识和认知在计算机中的表现和体现；以及我们如何与计算机交互和如何设计交互。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我们对计算的未来有多么乐观——无论我们对组织世界上所有的信息并使之普遍可及抱有何种乌托邦式的幻想——都根植于控制论。回顾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我们可能会走向何方。
物理学家倾向于从物质和能量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相比之下，控制论社区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世界——通过信息、通信渠道及其组织的视角。通过这种方式，控制论在信息时代的黎明——前数字通信和媒体时代——诞生了，它将人类与机器、系统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联系起来。控制论侧重于使用反馈来纠正错误和实现目标。它起源于神经生物学，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实际应用于开发船舶、飞机和炮弹的自动控制系统。
历史学家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指出控制论并不是“凭空”（out of thin air）产生的。它最初是一项多学科活动。1943年，工程师朱利安·毕格罗（Julian Bigelow）、生理学家罗森布鲁（Arturo Rosenblueth）、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参与撰写了《行为、目的和目的论》（Behavior, Purpose, and Teleology）的创刊论文；并发表在《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杂志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享受着一种由技术引发的欣快感，一切皆有可能，包括把人送上月球、创造人工智能和消除贫困。同盟国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的挑战并取得了胜利——似乎是通过卓越的科学、技术和规划（例如雷达、密码破解和原子弹），也通过“系统思维”，如运筹学和控制论。
从1946年到1953年，小约西亚·梅西基金会（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组织了一系列“关于人类思维方式”（on the workings of the human mind）的十场会议，最初的标题是“生物和社会系统中的反馈机制和循环因果系统”（Feedback Mechanisms and Circular Causal Systems in Bi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后来的标题是“控制论”（Cybernetics）。会议聚集了来自许多领域的参与者：“物理学家、数学家、电气工程师、生理学家、神经病学家、实验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 超过25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其中包括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J.C.R.利克利德（J.C.R. Licklider）、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
1948年，部分由于早期梅西会议的结果，维纳出版了《控制论：动物与机器的控制与交流》（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维纳是个神童，11岁高中毕业，14岁大学毕业；十九岁时从哈佛大学获得数学逻辑硕士和博士学位。正如维纳后来指出的，他的书“或多或少是技术性的”（more or less technical）。尽管如此，控制论还是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使维纳声名鹊起，并由此出版了两本更受欢迎的关于控制论的书，以及两卷本的自传。
维纳用“控制论”来描述一门新的科学，它“将人类环境中有时被粗略描述为思维的研究和工程学中被称为控制与交流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控制论试图找到自动机器和人类神经系统运作的共同要素，并发展出一种涵盖整个领域的理论……”维纳指出，由于“这种复杂的想法没有现成的词……我觉得不得不发明一个。因此，“控制论”（cybernetics）这个词，这个词是我从希腊单词kubernetes或“舵手”（steersman）中衍生出来的，这个希腊单词与我们所说的“总督”（governor）是同一个词。
舵手对风、潮汐和其他干扰做出反应，纠正这些“错误”，使他的船保持在航线上。机械和电子调速器做着同样的事情。事实上，调速器（governors）是如此成功，它们已经变得无处不在——恒温器的双金属线圈收缩和膨胀，以开关炉子，保持房间内的温度；马桶的浮动阀保持水箱的水位；汽车的巡航控制系统保持着几乎恒定的上坡和下坡速度。
维纳把信息和响应之间的关系作为关键元素，无论是在人类还是机器中：
“当我与另一个人交流时，我给他传递一个信息，当他与我交流时，他返回一个相关的信息，其中包含的信息主要是他可以访问的，而不是我……当我给一台机器下命令时，情况与我给一个人下命令时的情况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换句话说，就我的意识而言，我知道已经发出的命令和已经回来的服从的信号。就我个人而言，信号的中间阶段是通过机器而不是人来传递的这一事实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极大地改变我与信号的关系。因此，工程学中的控制理论，无论是人类的、动物的还是机械的，都是信息理论中的一个章节。”
也是在1948年，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出版了一部相关的著作《通信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香农的传播理论给了我们现代的“信息”和“噪音”概念。他的信息概念类似于维纳的信息概念。
1945年，香农的老师万尼瓦尔·布什（他已经成为罗斯福总统的国家科学顾问）发表了“诚如我思”（As We May Think），这是人机交互史上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布什的这篇文章以描述“Memex”而闻名，这是一种通过信息“构建路径”（building trails）的机器，它预示了超文本和万维网的出现。然而，布什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他担心随着知识和工作的日益专业化，“研究者被成千上万其他工作者的发现和结论所震惊——这些结论他找不到时间去领会，更不用说去记住了。”他还补充说，危险在于“……真正重要的成就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中消失了。”
尽管布什的Memex概念化了通过机器手段探索相关数据的方法，但跨知识领域的研究人员之间的沟通和理解问题仍然存在。梅西会议的与会者也表达了与布什一样的担忧；他们也相信冯·福斯特（von Foerster）所说的，“一个人可以而且必须尝试跨界交流，而且常常跨越分隔不同科学的鸿沟。”因此，他们被“不仅仅是相信跨学科讨论的价值”所吸引。如果可以找到适用于解决许多科学问题的共享概念模型，那么“通过认同这些模型的有用性，我们就能瞥见一种新的科学通用语……”
在这样一个普遍化的理论中，共享的概念模型将迫使人们重新考虑学科视角，正如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所说，控制论“认为经济不是经济学家，生物学不是生物学家，发动机不是工程师。在每种情况下，它的主题都是一样的，即系统如何自我调节、自我复制、进化和学习。”从跨学科的角度来看，帕斯克认为控制论“亮点在于它们（系统）如何组织自己”。
特纳的结论是，这种跨学科讨论的影响及其共享控制模型的发展“让每个参与者带着对他们工作的深刻的系统导向和部署信息和系统隐喻的习惯，回到他们的专业领域。通过这种方式，梅西会议帮助将控制论转变为战后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范式之一。”
随着讨论的成熟，控制论社区的目标也在扩大。1968年，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开始考虑将控制论应用于社会问题：
“随着世界范围的扩大，在一个科学日益专业化的世界中，使用控制论作为一种交流形式的可能性仍在继续……我们应该非常认真地审视美国社会的现状，我们希望在这个社会中能够发展出这些非常复杂的处理系统的方法，这些系统确实非常需要关注。都市圈的问题，……各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收入的再分配，……大型工业综合体各部分之间的必要联系……”
然而，在内心深处，可能有一个更宏伟的目标。米德的第一任丈夫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报告说，让他对控制论早期讨论感到兴奋的是，“这是解决目标问题的方法。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最终的原因就一直是个谜……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至少我没有意识到，尽管[梅西会议主席]麦卡洛克[McCulloch]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为了递归，整个逻辑必须重新构建。”
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编辑了梅西控制论会议的官方记录。他在导言中开玩笑地指出，“……（会议的）所有成员所关心的某些关键问题的统一效果：沟通和自我整合机制的问题。围绕这些概念的是关于沟通的沟通（communication about communication）。”
冯·福斯特（von Foerster）在早期草稿中还指出，有了控制论的新“概念模型”，“更高复杂性的实体可以被渗透。稳定、适应、感知、回忆和识别、预测、信息、学习等过程都可以被成功地研究。”早在1952年，冯·福斯特（von Foerster）就已经在为“二阶”控制论奠定基础——元控制论、自我控制论或控制论中的控制论。
将控制论应用于自身的想法最早出现在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讲述的1955年参加一般系统理论学会会议的故事中。“我建议，与其只是建立另一个社会，他们应该稍微考虑一下如何使用他们的理论来预测他们想要的社会的类型和规模，以及它的增长规律和与科学界其他部分的联系应该是怎样的。” 1968年，她向美国控制论学会重申了她的建议，“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个社会系统地看作一个系统呢……？”
米德在1972年接受斯图尔特·布兰德采访时补充道，“在GST会议结束的时候，我去找阿什比谈了谈，他说，‘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原则应用到自己身上？’”在同一次采访中，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解释道，“计算机科学就是输入-输出。你有一个盒子……科学就是这些盒子的科学。维纳控制论的本质是，科学是整个回路的科学……本质上，你的生态系统，你的有机体加环境，被视为一个单一回路……而你是更大回路的一部分。“布兰德总结道：工程师在系统之外，维纳在系统内部。换句话说，贝特森的工程师设想观察者可以独立于系统之外，而控制论已经开始将观察者视为系统的一部分。
冯·福斯特后来以这种方式概括了这种转变：一阶控制论是“观察的系统的科学”（the science of observed systems），而二阶控制论是“观察系统的科学”（the science of observing systems）。1975年，布兰德的要点基金会（Point Foundation）用《全球概览》的收益资助了冯·福斯特的《控制论中的控制论》（The Cybernetics of Cybernetics）的出版。
在描述这种新的“二阶”控制论时，冯·福斯特首先提出了观察的动态性，这对传统的科学模型“客观”提出了质疑。智利生物学家洪贝尔托·梅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说：“任何事情都是由观察者说的。”洪贝尔托·梅图拉纳的早期职业生涯深刻影响了生物学和控制论，他的后期职业现在正在影响我们对人类社会系统的理解。洪贝尔托·梅图拉纳的出发点是显而易见的：说的任何话都必须出自一个人之口。这意味着，一个人所说的话只能来自他的观点，也就是说，一个固有的主观立场，她从这个立场来表达和传达她“看到”的东西。
洪贝尔托·梅图拉纳的陈述体现了二阶控制论的立场，即所有经验都受制于一个人的特殊性。这一陈述为逻辑论证提供了依据，不可避免地导致结论：只有主观性，“客观性”本身就是一种结构。
他强调观察者所说的——语言的作用——是二阶控制论的一个永恒主题。在他的论文“元设计”（Metadesign）中，洪贝尔托·梅图拉纳说，“我们人类……以语言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存在于共同生活的流程中，在行为的递归协调中，语言就是这样……我把语言和情感的一致编织称为对话（conversation）。”
洪贝尔托·梅图拉纳对人类“生活在对话中”的兴趣在控制论社区并不独特。例如，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提出了他的“对话理论”（Theory of Conversations），以研究人类和机器如何学习。对话显然是一个带有反馈、纠正和进化的循环过程；对话也可以是关于对话的，这是一个二阶框架。伯纳德·斯科特（Bernard Scott）写道，“二阶控制论试图向自己解释观察者。这确实是对话理论的目标。”
冯·福斯特、洪贝尔托·梅图拉纳和帕斯克将主观观察者与伦理道德划清界限。正如冯·福斯特所指出的，帕斯克区分了两种命令（orders） “一个是观察者通过规定系统的目的进入系统”，另一个是“通过规定自己的目的”。因为他可以设定自己的目标，“他是自主的……（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洪贝尔托·梅图拉纳呼应了同样的主题：“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现实是通过我们的情感产生的，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将能够根据我们喜欢或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现实的意识来行动。也就是说，我们要对我们所做的事负责。”
洪贝尔托·梅图拉纳扩展了能动性（agency）的概念，将我们的欲望、情感、语言、对话和技术的责任完全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人类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但我们不必做所有我们想象的事情，我们可以选择，这就是我们作为具有社会意识的人的行为的重要性。”我们要对我们生活的世界负责。我们对自己的设计负责。
控制论的根源之一是神经生物学，梅西会议最初是为了探索“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而组织的。根据斯科特（Scott）的说法，阿什比（Ashby）在1961年指出，应该由第二代控制论来回答“什么是心灵”这个问题，正如第一代回答的问题：“什么是大脑”。大脑使控制论领域的科学家们非常感兴趣。有四本书是关于这个主题的：罗斯·阿什比（Ross Ashby）的《大脑的设计》（Design for a Brain），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的《公司的大脑》（Brain of the Firm），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的《计算机与大脑》（The Computer and the Brain），格雷·沃尔特（Grey Walter）的《活的大脑》（The Living Brain）。这四个人都对制造具有大脑功能的机器感兴趣。这些设备都是“计算的”——尽管它们并不都是我们今天通常想象的计算机。相反，许多控制论机器指出了另一条没有被采用的计算道路，即使控制论影响了主流。
阿什比对传统人工智能（AI）方法和控制论方法做了重要区分，“对一些人来说，机器是否是‘大脑’的关键测试是它能否‘思考’。但对生物学家来说，大脑不是思考机器，而是行动机器;它获取信息，然后做一些事情。” 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用两种认知方式来描述这种区别：占主导地位的基于表现的“现代”知识哲学和基于行为（在世界中行动）的“非现代”认识方式，后者是控制论的一个中心方面。
如果说控制论诞生于梅西会议，它是在维纳工作的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oratory）里构想出来的。辐射实验室的是由万尼瓦尔·布什建立的。早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时，维纳与布什密切合作，香农也是如此，香农从1936年到1940年一直在布什的实验室从事微分分析仪的工作。
梅西会议包括计算机先驱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约瑟夫·利克莱德（J.C.R. Licklider）和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他们发明了至今仍在使用的基本计算机架构，并开创了博弈论和细胞自动机领域。
香农1937年的硕士论文展示了布尔逻辑——将所有的值都设定为真或假的二进制形式——是如何在开关中体现的，并为数字计算机奠定了基础。香农后来指导伊凡·萨瑟兰（Ivan Sutherland）1962年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产生了Sketchpad，一种早期基于计算机的绘图系统，也是最早的实时交互计算机系统之一。Sketchpad影响了艾伦·凯，他在犹他大学和萨瑟兰一起攻读博士学位，并在1972年左右开发了Dynabook概念——一种“适合所有年龄儿童”（for children of all ages）的便携式平板电脑。后来，在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凯和斯图尔特·布兰德成为了朋友，并继续在数字先驱施乐帕克研究中心（PARC）和苹果公司工作。
利克莱德于1950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他在建立美国政府对计算机研究的资助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最终导致了互联网的出现。他在1960年的论文《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中设想了交互式计算机。“这将涉及伙伴关系中人和电子成员之间非常紧密的耦合。其主要目的是1）让计算机促进程式思维……和2）让人类和计算机在决策和控制复杂情况方面进行合作。”PARC创始人鲍勃·泰勒（Bob Taylor）指出，利克莱德的论文“为接下来几十年的计算机研究提供了指南”。1968年，利克莱德出版了《计算机作为通讯设备》（The Computer as a Communication Device）一书。书中的第一句话定下了基调：“再过几年，人们将能够通过机器进行比面对面更有效的交流。”
控制论和计算之间的另一个联系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生物计算实验室（Biological Computing Laboratory，BCL）。BCL与牛津大学更为传统的数字计算实验室形成了鲜明对比。1958年，电气工程教授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创立了BCL；它一直运作到1974年，吸引了许多控制论的主要思想家：阿什比在1961年至1972年期间担任BCL教授；1960年至1961年，帕斯克是客座教授；洪贝尔托·梅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在1967-68年访问过。BCL在“控制论、系统理论、仿生学、……并行计算、神经生理学、生物逻辑、人工智能、符号计算……以及自组织系统”方面进行了研究。
生物计算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比喻。比尔、帕斯克和其他人试图“发展”计算机。他们的方法有实际依据。他们意识到有些问题太复杂而无法表达；他们认为自然系统可能被诱导来体现这种复杂性。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说，“比尔认为生态系统比我们更聪明——不是因为它们的表征认知能力，人们可能认为这种能力是不存在的，而是因为它们解决超出我们认知能力的问题的能力。”
在20世纪60年代，BCL建立了几个原型，“可以被描述为‘感知机器’”。 原型设计在控制论社区很常见——特纳称之为“修辞策略”，一种提高意识和扩大影响力的方法。也许第一个控制论原型是维纳和毕格罗的防空预测器，它“不仅模拟了飞机的行为，还模拟了生物、机械和各种社会系统的概率性质。阿什比的稳态模拟了可以在生物学和社会领域观察到的自我调节过程。”格雷·沃尔特（Grey Walter）制造了寻光机器人“乌龟”。帕斯克建造了一系列“化学计算机”、“Musicolour”（一种能在与人类音乐家交谈时产生灯光效果的装置）、“Colloquy of Mobiles”（一个寻光的交互式装置）和一系列的交互式教学设备。
帕斯克在伊利诺伊州又呆了一年——这次是在Chicago Circle——在那里，他和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在同一层有一间办公室，两人在那里开始了对话。尼尔森在他1974年出版的《计算机解放》（Computer Lib）/《梦想机器》（Dream Machines）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平等主义的观点，认为计算机的未来是建立在阅读和写作的新形式之上的。尼尔森写道，“帕斯克正在将一个领域简化为一个极其正式的关系结构。”尼尔森总结道：“……这正好补充了我多年来一直传播的超文本概念。”
帕斯克还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合作他的建筑机器项目（architecture machine project），并为尼葛洛庞帝1975年的书《软建筑机器》（The Soft Architecture Machine）做了介绍。尼葛洛庞帝的建筑机械小组（Architecture Machine Group）后来成为媒体实验室——一个模拟人机交互的空间。斯图尔特·布兰德住了三个月，写了一本关于实验室及其原型的书。
当然，布兰德对计算机来说并不陌生。1968年，在联合计算机会议上，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演示在线系统（Online System）时，布兰德提出了安装和操作摄像机的建议，该系统引入了许多成为个人计算核心的界面结构。1972年，布兰德发表了对米德和贝特森的采访，同年他在《滚石》杂志上发表了《太空战争》（Space Wars），预言了个人电脑革命。1985年，他共同创建了早期在线社区WELL。1995年，他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切都要归功于嬉皮》（We Owe It All to the Hippies），把个人电脑的兴起归功于反主流文化。
控制论在几个层面上与反主流文化相联系。也许最明显的是对大脑和思想的兴趣，这导致了频闪仪和生物反馈效应的实验。在另一个层面上，正如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所指出的，控制论仅仅是“古怪的”——拥有化学和生物计算机、合成大脑和互动艺术作品——在传统学术和企业赞助之外，在其从业者的空闲时间里，在“业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在更基本的层面上，控制论也对我们如何组织世界的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正如皮克林所指出的，控制论通过实验挑战了传统的二元论，这些实验“威胁到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现代界限，创造了一个突破口，比如，工程可以渗透到心理学中，反之亦然。”皮克林进一步指出，控制论为占主导地位的还原论和“框架化”文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一种整体的、“揭示”其立场的选择——一种“对可能性开放”的立场。
特纳指出，“布兰德开始将控制论视为一种知识框架和一种社会实践；他将两者都与不同形式的社区组织联系起来。”布兰德在几个社区之间穿梭——并且相互联系——控制论（贝特森、米德和冯·福斯特）、计算机（恩格尔巴特、凯、尼尔森和尼葛洛庞帝），当然还有反主流文化（肯·凯西、快乐恶作剧者和其他社区）。
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记录了“60年代反主流文化是如何影响个人电脑产业的”——聚焦于在硅谷使用迷幻药，他描述了布兰德和恩格尔巴特对迷幻药的实验。据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报道，迷幻药大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把他介绍给了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帕斯克似乎也有严重的安非他命瘾。而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是一个裸体主义者（这也是他和妻子住在佩斯卡德罗附近的树林里的原因之一）。
布兰德对波西米亚文化的介绍开始得更早，当时他在军队里担任“军事摄影师”。在他的业余时间，他了解了纽约的艺术圈，并与USCO（一个艺术家合作组织，他也在那里当过摄影师）建立了联系。布兰德指出：“1961年至1964年，我在纽约合作的艺术家们都在仔细阅读维纳的作品。”
控制论在计算机开始被用来制作图像的时候开始流行起来。两个展览展示了相关的作品。1968年伦敦ICA第一次“控制论的意外发现：计算机与艺术”，包括帕斯克的Colloquy of Mobiles和比尔的随机模拟机器（SAM），几个月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机械时代末期出现的机器”（The Machine as Seen at the End of the Mechanical Age）展示了艺术和技术实验（Experiments in Art and Technology，E.A.T）的作品，包括杰夫·拉斯金（Jeff Raskin）的一篇文章，他后来是苹果麦金塔计算机团队的创始成员。
同样在1968年，斯图尔特·布兰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全球概览》——一本反主流文化圣经——一本评论和建议的合集，提供了“获得工具”（access to tools）的途径，承诺“亲密的、个人的力量……个人进行自我教育、找到自己的灵感、塑造自己的环境以及与任何感兴趣的人分享其冒险经历的力量。”几十年后，史蒂夫·乔布斯将《全球概览》总结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圣经之一……这一切都是用打字机、剪刀和宝丽来相机完成的。它有点像平装版的谷歌，比谷歌早了35年：它是理想主义的，充满了灵巧的工具和伟大的思想。” 与搜索引擎巨头一样，《全球概览》充当了一种基于文本的浏览器或窗口，可以查看一个聚集了产品、书籍、设备和想法的世界，而这些产品、书籍、设备和想法并不是通过目录直接销售的，而是实际上创造了一个社区或用户网络——反主流文化的志同道合的成员。
除了是乌托邦式的反主流文化工具箱和自助生活方式的自我出版宣言，《全球概览》也是对系统思考和设计的介绍。
目录的第一部分“理解整个系统”（Understanding Whole Systems）将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和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对数学家斯潘塞·布朗（Spencer Brown）的形式定律（Laws of Form）的评论并列在一起，接着是生物学家德·阿尔西·汤普森（D’Arcy Thompson）的《生长与体形》（On Growth and Form）和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形式综合笔记》（Notes on the Synthesis of Form），并加入了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的《目的性系统》（Purposive Systems）的侧栏。紧接着，是对人工智能先驱希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人工科学》（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和路德维希·冯·贝尔特兰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的《通用系统年鉴》（General Systems Yearbook）的评论。下一页是对维纳《人有人的用处》的评论。这只是前几页。
《全球概览》是一个参考书目，也回顾了其他设计和控制论的经典著作，包括约翰·克里斯·琼斯（John Chris Jones）、维克多·帕帕内克（Victor Papanek）、罗斯·阿什比（Ross Ashby）、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劳伦斯·哈尔普林（Lawrence Halprin）、乔吉·波利亚（Gyorgy Polya）、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等的作品。今天，对于设计理论和系统理论的研究生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很好的阅读清单。
这是怎么发生的？
布兰德说，“在读本科的时候，我看了查尔斯·埃姆斯（Charles Eames）的一场演讲，让我深受触动。” 布兰德1959年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杂志设计，1960年在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平面设计。特纳认为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综合设计师”概念吸引了布兰德。在富勒看来，综合设计师是“艺术家、发明家、机械师、客观经济学家和进化战略家的新兴综合体”。根据这个定义，布兰德一生的工作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综合设计的例子。
多学科设计的理念在伊姆斯事务所（Eames Office，1941年）、George Nelson Associates（1947年）、Total Design （1963年）、Unimark（1965年）、Pentagram（1972年）以及其他实践者中盛行。在战后德国乌尔姆设计学院（Ulm School of Design，HfG），维纳于1955年在那里讲课，他们称这种整体或通用的方法为“环境设计”（environmental design）。美国的学校引进了这一理念和命名法，最著名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该校将其建筑艺术学院转变为环境设计的现代主义学院。1963年，作为变革的一部分，院长威廉·沃斯特（William Wurster）聘请了设计方法运动的两位创始人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和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
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曾在乌尔姆大学教授运筹学和控制论课程。他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发表的一系列讲座，题为“社会学中的通讯理论（控制论）”[Communication Theory in Sociology (Cybernetics)]。在伯克利，里特尔的设计方法课程明确包含控制论的概念。他的著作把控制论和设计联系起来，他把设计描述成一个控制论的过程。此外，里特尔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个争论性的谈话，他在搭建这个谈话的框架方面的工作启动了一个被称为设计原理的正在进行的研究领域（用于制定设计决策的过程和软件系统，以支持这些过程并记录它们）。里特尔的“第二代设计方法” 呼应了二阶控制论。比尔关于极其复杂的系统、它们不断变化的性质和它们最终的不可知性的观点与里特尔关于“邪恶问题”的观点非常相似，或者是那些由于解决方案的复杂性和利益相关者不共享一个共同的参考框架，所以要抵制解决方案。
1964年，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发表了他的哈佛建筑博士论文《形式综合笔记》（Notes on the Synthesis of Form）。根据皮克林的说法，亚历山大把阿什比的大脑设计（他反复引用）作为他论文的“基础”。“他从阿什比那里得到的关键概念正是适应的概念，他的论点是，无意识的建筑在很多方面都是适应良好的建筑：它们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它们的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居民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在自我意识设计领域，试图纠正不适应的后果是无止境的。”
反过来，亚历山大的工作是查尔斯·欧文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IIT）设计学院（Institute of Design，ID） 开设的著名的“结构化规划”（structured planning）课程的基础，30多年来，这些课程形成了ID独特的系统化设计方法的主干。欧文报告说，他“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亚历山大的穿孔卡片计算机程序。经过一个月的工作，我们让程序在IIT的主机上运行。”欧文还参加了美国控制论学会的会议。相反，帕斯克（Pask）和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参加了设计社区的会议。
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曾多次在设计社区发表演讲，包括1962年的工业设计教育协会（IDEA）和同年在阿斯彭举行的国际设计会议，以及1963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发表的题为“设计控制论”（Cybernetics of Design）的演讲。设计评论家拉尔夫·卡普兰（Ralph Caplan）也在IDEA大会上发言，他说，“关于这次会议，我印象最深的无疑是冯·福斯特的精彩演讲，我喜欢他的演讲，但可能并不理解。至于他在IDEA大会上做什么，这并不奇怪。冯·福斯特对设计和其他一切都了如指掌。” 正如卡普兰指出的那样，曾任设计学院院长、在哈佛大学教授建筑学、并与亚历山大合作过的塞尔日·切尔梅耶夫（Serge Chermayeffe）也在同一个IDEA大会上发言，他和冯·福斯特成了“多年的亲密朋友”。
阿什比和亚历山大分别在适应性、适合和进化方面对设计进行了框定，也就是说，设计是一个反馈的过程。然而，设计不只是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就像一阶控制论）；设计也是一个发现目标的过程，一个学习什么是重要的过程（如二阶控制论）。皮克林将设计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与阿什比的进化和执行方法进行了对比：“我一直认为设计应该遵循理性规划的路线——制定一个目标，然后通过某种智能计算来实现它。相比之下，控制论向我们指出了一种设计的概念，这个概念被投入到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充满活力的世界，这总是会让我们感到惊讶……控制论既能突出这些紧急情况（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不幸的副作用），又能利用它们，享受它们！”
1962年，亚历山大和帕斯克（Pask）都参加了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举行的第一届设计方法会议。帕斯克（Pask）在伦敦建筑协会也有一个客座职位，在那里他与建筑师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合作设计了“欢乐宫”（Fun Palace），这是一个未建成但极具影响力的灵活空间设计，是他和戏剧导演琼·利特尔伍德（Joan Littlewood）共同打造的巨型结构。1969年，帕斯克出版了《控制论的建筑相关性》（The Architectural Relevance of Cybernetics），明确地将设计定义为控制论。他预见到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ön）将设计视为对话的概念（在他1983年出版的《反思性实践者》[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一书中这样描述），比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和其他将设计描述为控制论过程的人走得更远。
控制论通过其基于系统的方法，整合了环境和关系，推动设计超越了其基于对象的方法。最初的系统和目标的控制论框架，然后是主观性和对话的二阶控制论框架，产生了一种设计观，认为设计比物体的形式更为重要。
帕斯克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待一座建筑。它只有作为人类环境才有意义。它永远与居民互动，一方面为他们服务，另一方面控制他们的行为。换句话说，结构作为包含人类组件的大型系统的一部分是有意义的，建筑师主要关注这些大型系统；它们（不仅仅是砖块和灰泥部分）是建筑师设计的。”帕斯克所说的建筑也适用于人机交互的设计。软件程序与它的“用户”交互，为他们服务，同时也约束他们的行为。软件也一样，只有作为包含人类的大型系统的一部分才有意义。这些更大的系统是交互设计师设计的。
虽然特纳把控制论的早期发展与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发展联系起来，但他基本上忽略了控制论对软件设计的意义（现在仍然如此）。在许多方面，控制论的故事是交互设计的前世或背景故事（因此它的继承者像服务设计和体验设计）。维纳的反馈概念是交互设计的基础，因此是任何设计框架的基础，即把人作为参与性的，而不是简单地将形式赋予对象。布什、恩格尔巴特、萨瑟兰、利克莱德、凯和尼尔森贡献了文章、著作和原型，它们为交互设计设定了议程，并且仍然要求学生和实践者阅读（和查看）。你也可以把阿什比、比尔、洪贝尔托·梅图拉纳、帕斯克和冯·福斯特列入这个名单。
正如帕斯克所指出的，“建筑师是首要的系统设计师”，但他们缺乏“支撑和统一的理论……控制论是一门填补空白的学科。” 帕斯克的学生拉努夫·格兰维尔（Ranulph Glanville）认为控制论既是理论又是实践，“我们可以认为设计是控制论的一种实践表现，控制论是一种支持设计的理论研究。”格兰维尔的学生奥斯曼·哈克（Usman Haque）补充了一个结尾和当代的解读：“由Paskian策略构建的建筑系统允许我们挑战传统的建筑生产和消费模式，这种模式将设计师、建造者、客户、业主和纯粹的居住者严格区分开来……它是关于设计工具，人们可以使用这些工具来构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他们的环境，从而构建他们自己的能动性（agency）意识。”
有了他们的“怪物”原型和他们的弗兰肯斯坦式的出版物，许多控制论人士不仅仅是科学家。他们是设计师和黑客。自己动手搞恶作剧。吸毒的梦想家。超文本的嬉皮士——把我们从Memex转移到Mosaic（浏览器）。他们加速了桌面出版。他们为人机交互奠定了基础，为交互设计铺平了道路。
当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二阶控制论和对话时，他们为“综合设计”创造了存在的证据——这是一种仍在发展的设计方法，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通过这样做，他们给了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拯救整个地球。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设计已经开始赶上控制论。设计实践已经融入到系统和生态中。协作和跨学科性已成为关键主题。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认识到，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都是系统问题。它们是邪恶的问题，这意味着它们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不能由专家“解决”。用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的话说，我们陷入了一种“无知的对称”（symmetry of ignorance）。前进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对话。这些事实使控制论变得有新的意义，因为它提供了工具和模型，就像它在梅西会议上所做的那样——用来解决系统问题和我们所面临的不可知的“混乱”——一种设计的通用语言。正如帕斯克所指出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困难的主要来源，只有通过控制论思维才能克服这些困难。”
编译自：Dubberly Design Office（DDO）2015年的一篇文章——How cybernetics connects computing, counterculture,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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